十多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開始接觸產銷履歷這塊領域。這項起源於日本的農產品生產制度，起初並不是由政府實際下去推動，而是由日本各地的農協(農民團體，類似於臺灣的農會)自主推動，後來受到日本官方的重視，逐漸成為日本農業中重要的一環。歐盟方面，則由於因應狂牛症的預防，也加入了類似的制度。後來試行成效不錯，也從原本的肉品管制逐漸延伸到農產品、食品等追溯方式，並且逐步建立了標準。
台灣方面從李金龍主委開始推動的產銷履歷制度，主要的精神效法日本，推動的願景是從餐桌可以逆向追溯回農田，主要架構分為生產層面跟物流層面。但是這樣立意良好的政策，為什麼在台灣受到注意的程度很小，常常都只有在發生重要的食物危機時，例如美牛瘦肉精的問題、毒奶粉的問題、衛生局幾個月發佈一次農藥抽查結果，年節前抽查加工食品等時候才會有社會團體跳出來呼籲政府必須重視產銷履歷制度的重要。這當然跟政黨惡鬥脫不了太大的關係，另一個推動困難的原因是台灣的產銷制度最小單位多半是個體戶，要說服他們將生產模式電子化，常會面臨兩大技術門檻，第一是對於資訊系統的不熟悉，第二是對於資訊系統的不信任。基層農民對使用資訊系統常存在著疑慮，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加上使用履歷登錄後，是否會把自己栽種的秘訣給洩漏，另外，使用資訊系統所產生的成本問題，有沒有辦法合理轉嫁到終端農產品的售價，都是產銷履歷推動的困難點。
另一個扼殺產銷履歷制度的原因其實便是政府本身和民眾的自覺不足。產銷履歷的精神在「自我揭示」、「誠信負責」，是一個立基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互信基礎的制度。但在台灣由於互信無法建立，迫使政府必須以自己的誠信為標章把關。產銷履歷並非首例，在之前推廣優良蔬果生產的「吉園圃」制度，即使採取寬鬆的認證，依然無法避免標章被盜用的情況。台灣民眾長期以來太過於仰賴政府的權威性，以至於在推動自主性認證的時候，飽受不被信任之苦，官方不得已下海自己背書之時，又不可能負起全部的責任，最終的產物便是畸形化的認證制度。若台灣目前的生產模式為大農戶或農企業契作為主，單一操作和面積的比例高，使用統一的認證制度所增加的成本就不會太高，但台灣目前仍以小農經濟為主，在沒有機械輔助的情況下，單一農戶施做十公頃已經是非常耗費人力的情況。導入認證及驗證手續之後，小農必須自己額外承擔驗證費用，並且是按項驗證，也就是今天一位農民種植三公頃的稻田，兩公頃的高麗菜，他若要兩項均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就必須繳兩項的費用。以使用者付費的角度來說是合理的，但在台灣的農業現實面上只是徒然加重負擔，以至於政府在推動過程中必須再投入大量的預算進行驗證費用的補助，實際上農民並沒有因此獲得更大的附加價值，反倒是肥了中間的驗證機關。而所謂的附加價值，在扣除驗證費用和資訊導入的成本之後，也所剩無幾。
產銷履歷在台灣的發展跌跌撞撞，體質並不健全，加上政策內容又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使得想投入的人內心也有疑慮，這並不是農委會辦個幾場產銷履歷農產品展售會就可以化解的。產銷履歷制度要在台灣能夠真正的茁壯發展需要新農民的參與，政府應站在協助的角度協助此一制度落實成為具有附加價值的品牌形象，而非自己跳下來監督。消費者也應該多認識這個制度，並且開始對採取此一行動的生產者做實質的回饋，如此良性的循環才能讓更多的農產品、食品等上下游產業進行串連，真正達到從農田到餐桌的初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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